2022年10月,某公司员工张某（化名）接到老板李某（化名）的电话，称“老家来了亲戚，晚上一起聚聚，热闹热闹”，张某与李某系同事关系，入职两年，平时工作较为积极，接到邀约后便欣然前往。
当晚7时许,张某如约来到李某位于老家的家中，席间，李某、张某及李某的几位亲戚共6人围坐一桌，喝起了当地白酒，据同桌人员事后回忆，席间气氛热烈，李某作为主人，多次向张某敬酒，称“难得来老家，不醉不归”；张某本身酒量一般，但在老板的热情劝酒下，先后喝了约3两白酒（约150ml），晚上10时许，酒局散场，张某表示“没事，自己能走”，拒绝了李某提出“送他回市区酒店”的建议，独自步行离开李某家。
次日凌晨1时许,张某的家人接到警方电话：张某在李某家附近的一条村道上坠入路边沟渠，经抢救无效死亡，经调查，张某坠亡路段无监控，尸检报告显示其血液酒精含量为180mg/100ml（远超80mg/100ml的醉驾标准），死因系“重度颅脑损伤合并酒精中毒”。
张某的家人悲痛欲绝,他们认为这场悲剧的发生，与李某及同桌亲戚的劝酒行为有直接关系，2023年初，张某家属将李某及同桌5名共同饮酒人起诉至法院，要求赔偿死亡赔偿金、丧葬费、精神抚慰金等共计80余万元。
家属诉称：“李某作为老板和组织者，明知张某酒量有限，仍多次劝酒；酒局散场后，未将醉酒的张某安全送回，也未联系其家人，放任其独自离开，存在重大过错，同桌其他人也未尽到劝阻和照顾义务，应共同承担责任。”
法院经审理后认为,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共同饮酒人对张某的死亡是否存在过错，以及过错责任比例如何划分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规定，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，应当承担侵权责任，共同饮酒作为一种社交行为，参与者之间形成了一种“合理注意义务”，包括：
老板李某的责任：
李某作为酒局组织者，对张某负有更高的安全保障义务，席间，其多次向张某敬酒，在张某已表现出明显醉态（如言语模糊、行走不稳）时，未有效劝阻其继续饮酒；酒局散场后，明知张某已醉酒，且其居住地较远（市区酒店距李某家约20公里），仍放任其独自步行离开，未采取联系家人、安排车辆护送等必要安全措施，李某的行为违反了共同饮酒人的安全保障义务，对张某的死亡存在过错，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。
同桌其他人的责任：
同桌5名亲戚中，有人曾短暂劝阻李某少给张某倒酒，但未坚持；有人提出“送张某回去”，但被李某以“不用麻烦”为由拒绝，法院认为，这些亲戚已尽到一般性的提醒和劝阻义务，且未组织酒局、未强行劝酒，在张某离开时也未参与决策，故不存在过错，不承担赔偿责任。
张某自身的责任：
张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，应当知晓自己的酒量及过量饮酒的危害，却未主动控制饮酒量，并在醉酒后选择独自步行离开，对自身损害的发生具有重大过错，应自行承担主要责任。
综合各方过错程度,法院酌定由李某承担30%的赔偿责任，赔偿张某家属各项损失共计28万余元；张某自身承担70%的责任；同桌其他人不承担赔偿责任。
这起案件并非个例,近年来因共同饮酒引发的人身损害纠纷频发，法院判决普遍遵循“过错责任原则”——即根据各方的过错程度划分责任，本案的判决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：
酒局组织者不仅是“主人”，更是“安全第一责任人”，不仅要控制劝酒力度，更要对醉酒者的安全负责：散场后务必确认其去向，必要时联系家人、叫车或亲自护送，切勿因“怕麻烦”而放任风险。
饮酒前应评估自身酒量,面对“感情深一口闷”等劝酒话术，要学会委婉拒绝；一旦感觉不适，应及时停止饮酒，并向同桌人说明情况，自己的健康，永远比“面子”更重要。
即使不是组织者,也应对过量饮酒者尽到提醒和劝阻义务；发现有人醉酒时，主动帮忙联系交通工具或通知家属，举手之劳可能避免一场悲剧。
“酒逢知己千杯少”，但“杯中物”从来不是衡量感情的唯一标准，唯有守住“安全饮酒”的底线，才能让每一次相聚都温馨、愉快，而非留下无法挽回的伤痛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