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晨五点，湖南湘西的薄雾还没散尽，陈建国已经系好了儿子的登山包，包里装着两件换洗衣服、一包压缩饼干、一瓶水，还有小宇最舍不得的奥特曼玩偶——那是他情绪失控时唯一的“定心丸”，陈建国摸了摸儿子的头，小宇正蹲在地上追着蚂蚁跑，嘴里叽里咕噜说着谁也听不懂的话，这是他们徒步的第87天，距离山东老家,还有最后300公里。
小宇是陈建国唯一的儿子，6岁那年确诊多动症，医生说，孩子的注意力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，多动的身体里装着一个永远停不下来的“小马达”，在学校，他掀翻过同学的课桌，在课堂上突然尖叫，甚至趁老师不注意溜出教室，在操场上跑圈，邻居见了陈建国，总绕着走：“你家孩子‘皮’，得好好管。”
“管”字像一块大石头，压得陈建国喘不过气，他试过打骂，小宇的哭闹只会更凶；试过药物，副作用让孩子整日昏昏沉沉，直到有一天，他看到小宇蹲在小区花坛边，盯着一只蝴蝶看了十分钟——那是他第一次安静下来，陈建国突然意识到：不是孩子“跑不掉”,是自己没找到跟他同频的方式。
2023年初春，一个念头在他心里发了芽：“带他走，走到没人的地方，一步一步，把他的‘小马达’和我的耐心，一起磨出来。”地图上，湖南到山东，2000多公里，他选了最“土”的方式：徒步，没有攻略，没有赞助，只有一双磨穿了底的鞋,和一张手写的路线图。
出发那天，小宇在村口的小卖部买了包跳跳糖，一路走一路撒，糖纸随风飘得老远，陈建国没骂他，只是默默捡起糖纸，塞进自己的口袋，他知道，“规则”是需要慢慢教的语言。
第一天，小宇走了10公里就瘫坐在路边，非要陈建国背，陈建国蹲下来：“你看，前面有座桥，我们走到桥那里休息，好不好？”小宇摇头：“就要现在！”陈建国没强迫，只是递给他一瓶水，坐在旁边等，半小时后，小宇自己站起来：“爸爸，走吧。”后来他才知道，多动症孩子的情绪像过山车，硬碰硬只会让下坡更陡，不如做那个“等车的人”。
路上最怕的是过马路，小宇看到车就往前冲，陈建国只能紧紧攥着他的手腕，掌心全是汗，有次在国道上，一辆货车呼啸而过，小宇吓得愣住，突然抱着陈建国大哭：“爸爸，我怕。”那天晚上，父子俩在帐篷里，陈建国给小宇讲了自己小时候过马路的故事，讲着讲着，自己的眼泪先掉了下来，他忽然明白，所谓的“教育”，不过是和孩子一起,把害怕走成勇敢。
徒步不是两个人的事，在湖北境内，一场暴雨冲塌了临时搭的帐篷，父子俩躲在桥洞下，冷得直哆嗦，一个骑摩托车的大叔路过，扔给他们两件雨衣和一袋热馒头：“你们这爷俩，真不容易！”在河南的村口，一位大娘端来一碗热汤，摸着小宇的头说：“孩子，慢慢走，不着急。”
最让陈建国难忘的是在安徽的一家小餐馆，小宇因为等不及上菜，突然把桌子掀了，碗碟碎了一地，陈建国正要道歉，餐馆老板却摆摆手：“没事儿，我孙子小时候也这样。”他给小宇端来一碗面条，悄悄对陈建国说：“别跟孩子较劲，他心里比你还着急。”
这些陌生人的善意，像一束束微光，照亮了2000公里的路，陈建国把每一份帮助记在手机备忘录里：“湖北黄冈，摩托车大叔；河南信阳，村口大娘；安徽合肥，餐馆老板……”他说：“我不是一个人在带孩子，是很多人在陪我们一起走。”
三个月后，当父子俩站在山东海边时，小宇突然安静下来，他蹲在沙滩上，用手捧起一捧海水，任由浪花打湿他的裤脚，陈建国站在旁边，看着儿子的背影,突然想起出发时那个追着蚂蚁跑的小不点。
变化是悄悄发生的，小宇开始能坐下来听完一个小故事，会在陈建国累的时候，递给他一张纸巾，会说：“爸爸，你辛苦了。”在济南的一家医院，医生给小宇做评估，指着画册问：“这是什么？”小宇指着太阳，清晰地说：“太阳公公。”医生抬头看着陈建国，笑了：“孩子的注意力集中时间长了，情绪也稳定多了。”
陈建国知道，徒步不是“治愈”多动症的魔法，但它教会了一件事：爱，是和孩子一起，把“不可能”走成“可能”，就像他手机里存的那张照片：夕阳下，小宇牵着爸爸的手，影子被拉得很长很长，照片下面写着一行字：“路再远，只要一起走，就能到。”
小宇已经回到学校，偶尔还是会坐不住，但同学们不再嘲笑他，老师会给他安排“小任务”——比如帮大家发作业，这让他的“小马达”找到了“用武之地”，陈建国还是会在周末带儿子去徒步，只是这次，背包里多了一本相册，里面贴满了2000公里路上的车
